奇迹的黄昏

笔记

78-84年，在农村和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是政治上的边缘，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启动改革，不仅不会破坏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还有助于官僚体系“学习”改革、观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既得利益。

1984 年中国改革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故意”。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选择从农村及特区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便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中所隐含的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便他们同意并推动改革。

89年之后，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

1992 年春天，邓小平以惊人的爆发力将中国推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以此为起点，13亿中国人被一同送入了“后改革时代”。“发展是硬道理”，邓始终是在经济增长合稳定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从邓的历史位置和个人性格出发，用现存的官僚体系（政治权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肯定是最佳路径。其实，这也是政治现实赋予邓的唯一改革路径。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官僚体系（包括政府的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在邓及其他共产党领袖看来，这种路径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全其美之策，是工具理性上的最优选择。不过，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对官僚政治体系完全缺乏监督的国家中，这个改革路径特别容易向后一种改革蜕化。

从某种角度上说，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旧有的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制度，并确立一种能持久推动经济成长和经济创新的合理分配制度。然而这一目标在导入城市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后，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在1992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

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准确地说只是重新回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但将钱的改革性质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以前的“乱抢”，变成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显然，这是更加系统的分赃手法。一种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但这种概括非常容易产生误导。中国改革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创造财富，另一边不断洗钱；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渐进，就是不一次抢完，不一次分（赃）完。遮掩在“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两张矛盾面孔之下的，是以权抢钱者的持续不断地抢，持续不断地分。这显然比一次抢完或一次分完的激进手法要渐进得多。 中国这种独特改革模式在90 年代的长期持续所引发了另外一个后果，即：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广泛的“权力经济”。

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 机会之所以是机会， 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而历史一旦按照另一种路径展开， 其惯性就会大的惊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 邓的继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惯性的囚徒。 他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在这个既定的轨道（邓与官僚体制博弈之后所选定的最终改革路径）上延续改革， 直到将这个体制提供给他们的所有可能资源全部消耗完毕为止。

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 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么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 不太容易察觉的是， 官僚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

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 1990 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 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 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 高级官僚集团的买办化。